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陶澍赴川第二年，嘉庆帝颙琰崩于承德避暑山庄，二皇子旻宁继承大统，年号道光。新朝初立，道光诏令各地广荐贤臣，四川总督蒋攸铦奉旨入京，迎接这场君臣的首次见面。蒋攸铦清廉公正，也是一位实干派，在道光面前，他毫不犹豫推荐了陶澍，力言在川期间，“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，可大用”，“总督才也”。三个月后，陶澍迁山西按察使。得到道光的信任与器重，陶澍自此走上坦途，青云直上。道光元年（1821）二月，陶澍履职前进京，道光三次单独召见。八月，调福建按察使。十月，自山西抵京，道光四次召见。陶澍未及赴闽，旋擢安徽布政使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正月，擢安徽巡抚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五月，调江苏巡抚。道光十年（1830）六月，署两江总督，八月实授。次年正月，兼两淮盐政。短短几年时间，陶澍一路迁至封疆大吏，继而总督两江，秩从一品，掌管全国财赋重地长达九年之久，直至病逝任上。其升迁之快，有清一代，实属罕见。
如此经历，不禁让人对他的成长产生好奇。
陶澍，字子霖，号云汀，湖南安化人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髯公。他“出自草茅，耕读相承”，自小家境拮据，“少时尝拾薪、摘茗叶，市米以就学”，七岁时跟随父亲陶必铨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。陶必铨是个秀才，“省闱十次，终不遇”，遂绝意仕进，以教书为业，美其名曰“舌耕”。儿子随读在侧。后来，陶澍也干起了父亲的行当，“未第时家极贫，课徒自给”。但他不是一般乡村教师，而“以济人利物为志”，“少负经世志，尤邃史志、舆地之学，所至山川，必登览形势，访察利病”，主张“有实学，斯有实行，斯有实用”，也是一位经世派。
按理说，注重实用之学，成绩都不会太好。
陶澍不一样。
嘉庆七年（1802），年仅二十三岁的陶澍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翰林院编修。此后，历官四川、山西、安徽、江苏，直至两江总督。在位期间，修水利、理财政、治漕运，倡海运，革盐政，整治安，办教育，荐贤才，兴利除弊，蜚声朝野，“隐然以一身为江淮保障”，是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家，更是一位政绩显赫的政治家，被道光帝称誉为“干国良臣”，倚之为股肱。《清史稿》称：“陶澍治水利、漕运、盐政、垂百年之利，为屏为翰，庶无愧焉。”他的朋友魏源说，陶澍之功绩，“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，而于公则为绪余”。
这就是陶澍，一个青年时代就与众不同的陶澍。
既是鹤立鸡群，必有非常之志。其时内忧外患，社会危机加深，国家风雨飘摇，思想界万马齐喑。而学界满是“无事袖手谈心性”的理学腐儒，只会正襟危坐，漫谈性理，“空衍义理，横发议论”，只讲“以道善其身”，整天不问国事，谈些无关痛痒的话题，浑身没有一丝血性。学风影响世风，顾炎武《与友人论学书》云：“今之君子······言心言性。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；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。”晚清名儒刘师培以明清之学对比，说：“清代之学，迥与明殊。明儒之学，用以应世，清儒之学，用以保身。明儒直而愚，清儒智而谲。”可谓一针见血。更有学者形容：“白面书生，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，兵农礼乐之才，率柔脆如妇人女子，求一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。”这哪里还是什么道学家，放到现在，挂上佛珠就是一佛系青年，放到娱乐圈，就是一群奶油小生和娘炮。
他们做不到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做不到罗泽南的“不忧无术以资生，而忧无术以济天下”，做不到胡林翼的“秀才应以天下为己任”，更达不到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境界。
这种风格显然不合唱摇滚出身的陶澍的口味。